1980年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之后，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感到工作上的压力与挫折不断加大。他在经过了六个月的沉思后，突然对他的儿子陈明珠说道：“我真的无法再继续下去了，帮我写一份辞职报告吧，或许回家务农会更好。”陈明珠对此感到困惑，反问道：“怎么能主动辞职？如果没有被免去，你就继续干下去吧。”陈永贵则摇了摇头，凝重地告诉儿子：“你替我写这份报告，免得别人来找我。现在身边的同事换了个遍，还剩下什么意义？你就直接写上我无法胜任工作，决定辞职回家务农。”
在1980年2月23日，汪东兴、纪登奎、吴德、陈锡联等几位领导同志相继辞去了职务，给当时的政治局势带来了不小的震荡。陈永贵与这些干部关系良好，然而随着他们的离开，连陈永贵曾大力支持的华国锋同志的处境也变得微妙复杂。陈永贵感到，面临的形势变化远远超出他的预期，内心也愈发感到力不从心。“身边的人都换了”是他心中无奈的长叹。在陈永贵的坚持下，陈明珠最终为他撰写了辞职信，信中提及的主要理由包括健康状况不佳和文化程度不足。1980年9月，陈永贵正式卸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。
展开剩余71%陈永贵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，他选择主动辞职，更深层的原因是出于无奈。作为大寨农业模式的代表，陈永贵曾因大寨的成就而名声在外，然而到了70年代末期，这一模式逐渐遭遇质疑，甚至有学者声称大寨的增产数据不可靠，这让他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领导责任。就在不久前他回到昔阳县参加会议时，曾私下向新任县委书记刘树岗询问：“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？未来是否还能回昔阳县，担任像人大副主任这样的职务？”从中可以看出，陈永贵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，然而中央出于对他的考虑，并没有让他回到老家，而是在北京为他安排了住宿。
陈永贵辞职后，一些机关单位不再有顾忌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农业改革提供了动力。许多主流媒体如新华社和《人民日报》接连发表文章，诸如《大寨走向了反面》、《“七斗八斗”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》、《昔阳学大寨：“大干社会主义”的成败得失》等等，这些文章的内容令陈永贵倍感愤怒与无奈。然而，他也没有回避工作中显现的问题，在与老友李先念等人倾诉苦衷后，还是选择站在改革大局的角度，承受了外界的批评。
到1983年，经历了三年的赋闲生活，陈永贵终于忍不住向组织提交了重新工作的申请。他表示自己虽已不年轻，仍想要参与具体的工作事务。小平同志在评价他的工作时也曾称他是“一名出色的基层农业干部”，因此组织自然不会拒绝他的申请。虽然考虑到陈永贵的身体状况有限，最终决定让他担任东郊农场的“顾问”一职，这样既能参与一些工作，又避免了过于劳累。
这一安排让陈永贵感到非常满意，他明确表示：“我并不想要什么领导职务，我是农民出身，务农才是我的本分。”在晚年的时候，陈永贵终于实现了自己亲自下地干活的愿望。可是，明理的不幸降临于1985年的某一天，他在地里突然晕倒。经过全面检查，结果显示他已经到了肺癌晚期，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1986年3月，陈永贵不幸去世，家人遵循他生前的遗愿，将骨灰安葬于山西昔阳的虎头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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